疫病对实际生产结构的影响:劳动力市场、资本财货阶段的过程与不确定性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

一种新型、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它遍及世界各地,并具有很高的死亡率——的出现,无疑构成了一种灾难性的情况,能够在短期、中期甚至长期内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后果。这些后果中包括人的生命的代价,其中许多生命仍在积极地进行生产和创造。例如,让我们回顾一下,所谓的“西班牙流感”自1918年以来在全世界造成约4000万至5000万人死亡(超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包括战斗人员和平民在内的死亡人数的三倍)。这种流感疫病主要袭击了相对年轻和强壮的男女;也即是处于主要工作年龄的人。[1]相反,当前由SARS-CoV-2病毒引起的Covid-19疫病在85%的受感染者中产生了相对较轻的症状,尽管它对其余15%造成了重创。对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来说,它甚至需要住院治疗,并导致病情严重的住院患者中接近五分之一的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年龄较大的退休人员和此前已患有严重疾病的人。

 

因此,由于工作年龄人群死亡人数的增加相对较小,当前的疫病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和人才供应没有显著影响。正如我已经提到的,这种情况与“西班牙流感”所产生的情况大不相同——在“西班牙流感”之后,据估计全世界的劳动力总供应量下降了2%以上。这个数字既考虑了该疾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考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该疾病造成了4000万或5000万人的伤亡,而战争造成了1500万人的伤亡)。劳动力的相对短缺在咆哮的二十年代(当世界经济的重构完成时)推高了实际工资。世界经济从战争时期转向和平时期,整个过程伴随着巨大的信贷扩张,我们无法在此详细分析该扩张,但无论如何,它为1929年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萧条奠定了基础。[2]

 

在历史的行程中,各种疫病实际上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例如,据估计,从1348年开始席卷欧洲的黑死病使总人口减少了至少三分之一。严重的、意料之外的劳动力短缺导致了实际工资的大幅增长,这种增长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占据了上风。令人气愤的是,货币主义者和——尤其是——凯恩斯主义者令人厌烦地叨唠他们认为的战争和疫病的“有益”经济影响(我想,这种有益是对于因战争和疫病而死亡或变得贫穷的数百万人之外的所有人而言)。有人认为,这些悲剧使经济体克服了沉睡,并开始了蓬勃发展的“繁荣”。同时,这种灾难为强烈的货币和财政干预主义经济政策提供了理由。米塞斯凭借他的惯有洞察力,将这些经济理论和政策称为纯粹的“经济破坏主义”(economic destructionism) ,因为它们仅用于增加人均货币供应以及——尤其是——政府支出。[3]

 

生产结构与资本财货

除了对人口和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影响外,我们还应考虑疫病对社会时间偏好率,进而对利率和资本财货阶段之生产结构的影响。可能发生的最灾难性的情景是薄伽丘(Boccaccio)在他撰写的《十日谈》(Decameron)引言中所描述的那一种,当时他写了十四世纪困扰欧洲的黑死病。因为如果人们普遍相信每个人都可能在短期或中期内染病并死亡,那么主观的评估被改变为当前和立即的消费,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让我们吃喝,因为明天我们会死。”或相反,“让我们悔过、忏悔、祈祷,并让我们的精神生活井然有序。”这两种面对疫病的态度——彼此相反但又完全可以理解——具有相同的经济影响: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无法享受到它们的成果,那么储蓄和启动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成熟的投资项目有什么意义?显而易见的结果可以在十四世纪饱受鼠疫摧残的佛罗伦萨看到。群众普遍放弃了农场、牲畜、田地和作坊,并且,总的来说,他们对资本财货疏于照顾,消耗了它们而没有接替。[4]如我的《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Money, 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s)一书的“经济衰退的情况”一节所述,可以用简化的方式以图形来说明这种现象[5]在那里,我使用了著名的哈耶克三角形,它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生产结构。(有关其含义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291页及其后的内容。)

正如我们在图1中看到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时间偏好率突然、急剧的增加以牺牲投资为代价增加了即时货币消费(图b)。具体来说,生产过程中的许多阶段(以图c中的阴影区域表示)都被放弃了,很大一部分人口停止了工作(由于死亡或自愿),幸存者认真地致力于消费消费财货(其价格——以货币单位计——由于其供应减少和货币需求的广泛减少而飞涨)。时间市场中的交易和可贷资金几乎停止,少数发生借贷利率急剧上升。

 

与上述情况相反,没有迹象表明当前的Covid-19疫病伴随着社会时间偏好率的显著变化(除了不确定性暂时增加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首先,当前的情况绝不像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描述的那样致命。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劳动年龄人口的预期死亡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成功完成投资过程的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仍会保持不变。(例如,人们仍然在投资未来的电动汽车的设计、创新和生产以及许多其他长期投资项目。)而且,由于社会时间偏好率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在哈耶克图表中以简化方式描述的资本财货阶段的生产结构也保持不变,只是有以下三种影响:一种是短期的,另一种是中期的(一到三年),以及长期的(可能会变成无限期的)。

1.首先,政府采取的强制性限制措施对实际生产结构产生了短期的影响(持续数月)。我们可以假设,相对而言,几个月以来经济停顿的减少主要影响了距离最终消费最远的那些生产性努力。毕竟,民众——甚至隔离在家中而无法工作的人——也不得不继续需要并消费消费财货和服务(即使他们得通过电子商务,例如亚马逊等——由于许多商店和最终分销商因其活动被视为“不必要”而被迫关闭)。如果是这样,并且假设用于消费的最终货币需求没有显著变化,要么是因为处于政府强制隔离的家庭已经动用了他们的金融储备,要么是因为他们依靠临时失业补贴(解雇补偿等)来弥补了收入的减少,那么以货币计的生产结构将在短时间内像钟摆一样波动,如下图所示(图2)。

无论如何,当与生产过程的强制性“脱节”结束并且再次采用生产要素时,由于没有发现需要重组的系统性的、由不当投资造成的错误,因此生产过程可以从中断的地方重新开始。[6]与2008年大萧条中发生的情况不同,生产结构并未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因此无需进行冗长而痛苦的重组过程,也无需大规模重新分配劳动力和生产要素:企业家、工人和自我雇用者只需要做的就是回到岗位,在中断的地方继续工作,并使用(几个月前)未受损坏且现在仍然可用的资本设备。

 

关于短期内的第一种影响,我应该澄清的是,如果隔离是自愿的和有选择性的,并且是在自由社会的背景下(在这种情况下,要么不存在垄断政府——相反,我们有无政府资本主义的自治,要么它们不是中央集权的,并且不会施加广泛的、强制性的和不加区分的隔离措施。)由家庭、公司、居民区、社区等在“微观”水平上做出决定的,这种影响也会出现——尽管它会温和得多,创伤较小,因此引起的波动要比图中反映的摆动小得多。

 

2.其次,在隔离后,与最终消费阶段从根本上相关的各个部门的需求仍在急剧下降,并且可能会持续数月,直到疫病结束并且活动完全恢复正常为止。[7]这些行业主要涉及旅游业、运输业、酒店业和娱乐业,相对而言,它们对某些经济体(例如西班牙,其旅游业几乎占GDP的15%)非常重要。与上述第一点所述的仅摆动波动相比,这些部门需要更深远的变化。相反,经济状况会导致这样一种变化,它对生产结构的影响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大约两年)。显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家庭在航空运输、酒店、餐厅和剧院表演方面的支出减少,他们将在替代性消费财货和服务(或替代品)上花费更多,他们会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投资,或者他们的现金余额会增加。除了货币需求可能增加(稍后我们将在考虑不确定性时进行讨论)之外,显然,生产结构将不得不通过充分利用(至少部分地)受影响的部门中剩余的有效资源来暂时适应新情况。我特别指的是那些曾经是非自愿地未被利用的(involuntarily unemployed)资源,必须将这些资源重新分配到其他生产线,使它们能获得多产的(临时的或最终的)利用。

 

举例说明,某些餐厅会通过调整其产品(例如准备送餐上门的餐食)、降低成本(裁员,或者直接或间接地对其进行重新培训——例如,成为送货员)来突破万难并保持营业,并调整他们对供应商的责任,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和资本消耗。这样,所有者就不必丢弃掉花在建立声誉上的大量时间和积累难以改变用途的高价值资本设备。并且,他们希望,当情况变化时,他们将比竞争对手处在更好的位置,并且在应对该行业预期的新复苏时具有巨大的竞争优势。相比之下,其他企业家将选择退出并“休眠”,方法是暂时关门,但留出相应的设施和业务联系,以便在情况允许时尽快恢复营业。另一类商人——通常来说,即使在疫病之前的情况下,这些商人的企业家项目在边际上也不那么赚钱——将被迫永久性关闭其业务并清算其各自的企业家项目。

 

所有这些企业家活动和决策都可以而且必须相对迅速地进行,并且必须将成本降到最低。这只有在一个动态有效的经济中才有可能实现,这种经济鼓励企业家精神的自由施展,并且不会受到有害监管(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和不利税收的阻碍。显然,将设法在每个时刻以及每种时间和地点的特定情况下做出最适当决定的将不是政府和政府官员。相反,将是一支由企业家组成的大军,他们尽管经历了种种逆境,仍然希望前进,并怀着勇气和对美好未来不可动摇的信心,相信它迟早会到来。

 

关于我们以简化的方式来表示生产结构的三角形,假设社会时间偏好率没有显著变化,我们最能描绘(参见图3)的是斜边的水平波动,首先到左边,这表明受影响部门(以及这些部门的供应商)的需求下降的整体影响,然后回到右边,因为在它恢复完全正常状态并且这些部门失去的大部分货币需求都得到恢复所花费的几个月时间里,它被新需求所取代。

显然,该图不允许我们显示无数的企业家决策和实际投资交易,这些决策和交易导致双向箭头所示的快速而灵活的水平波动。但是,该图表的确使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推出政策时所涉及的严重风险,这些政策往往会通过维持本应尽快被清算的僵尸公司,并通过监管和税收使得发生反弹并将三角形的斜边推回右侧变得更难,从而让生产结构更加僵化。实际上,财政和监管上的干预可以无限期地将实际生产结构固定在BB位置,并防止其反弹回AA位置。

 

毋庸置疑,所有这些快速调整和恢复过程都需要一个高度敏捷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在该市场中,可以非常迅速地以最少的成本解雇和重新雇用人员。我们必须记住,与2008年大衰退中发生的情况(通常发生在信贷经过漫长的扩张之后的任何金融危机之后)不同,在当前的疫病中,我们并不是从对生产要素的广泛不当投资开始的(例如,在建筑业,就像2008年发生的情况),这可以解释大量长期的结构性失业。相反,现在有可能以一种快速、可持续和永久性的方式重新分配劳动力和生产要素,但是相应的劳动力和要素市场必须尽可能自由和敏捷。

 

3.第三,我们尚未分析这一可能性,即人口的消费习惯可能发生某些变化,这些变化会变成永久性的,并要求永久性修改社会对资本财货投资阶段的生产结构。我们应该指出,在任何不受控制的市场经济中,生产结构总是以一种渐进的、非创伤性的方式来适应消费者口味和需求的变化。的确,疫病可能会加速大多数消费者对某些新行为习惯(例如,有关对电子商务的广泛参与,某些付款方式的使用增加,以及视频会议在商业和教育领域的主流化,等等)的发现和最终采用。但是,实际上,我们可能会夸大这些所谓的根本性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如果我们将它们与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发生的变化进行比较,这些变化既来自贸易和交易的进一步全球化,也来自伴随着它并使之成为可能的技术革命。这些发展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迄今为止仍被排除在具有市场经济特征的生产和贸易市场之外的数十亿人(尤其是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人)已被纳入生产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被释放,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尽管存在着国家干预和监管的负担,这些负担不断阻碍进步并束缚其发展,人类仍然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就,即拥有80亿人口并维持着几十年前无法想像的生活水平。[8]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此背景下,即市场经济正在没有发生重大困难的情况下不断适应更大、更深刻的变化,我们应该公正地对当前疫病的长期影响赋予较低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应该再次将分析的重点转向研究当前疫病的短期和中期影响——由于它们离我们更近,我们现在可以认为它们更重要。

 

不确定性与货币需求

为了总结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现在将考虑疫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正如我们将在最后一部分中看到的那样,在采用这种方法时,我的主要目的是要强调这一事实,即这种不确定性导致进一步促进了财政和(尤其是)货币干预政策,它们是如此的松懈,以至于它们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构成了严重威胁,并且一旦当前的疫病结束,很可能继续造成严重后果。

 

首先,疫病对不确定性——以及因此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可能介于两个相对的极端之间。一次疫病可能会非常致命,正如我们在14世纪中叶佛罗伦萨发生的鼠疫中所看到的那样(薄伽丘在《十日谈》中非常好地对其进行了描述),它给一大批人带来的不仅仅是不确定性,而是确定性,即他们的日子不多了,因此,他们的预期寿命大大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理解的是,在没有人愿意放弃财货或提供服务——其生产已大幅下降——且大多数人都希望尽快消费它们的情况下,对货币的需求崩溃了,货币失去了许多购买力。

 

现在,对我们而言,更具分析意义的是像当前这样的疫病(其危害性要小得多,并且,在这样的疫病中,尽管大多数人没有性命之忧,但不确定性的确在加剧,尤其是在最初的几个月)的传播广度、演变和速度,及其在经济和社会上的影响。现金余额是应对未来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的典型手段,因为它们使经济行动者和家庭能够保持所有选择的余地,从而在出现任何未来情况时能够非常快速、轻松地进行调整。因此,可以理解的是,由当前的疫病引起的不确定性的自然增加伴随着对货币需求的增加,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其购买力也随之增加。图4可以帮助我们将其可视化。该图包含几个三角图,这些三角图表示以货币需求计的生产结构。这些图将货币需求增加的影响描述为:当时间偏好率不变时,斜边向左匀速移动(图a);当通过减少消费积累现金余额时,反映更大相对投资的向左移动(图b),当通过出售资本财货和金融资产而不是减少消费来积累新货币时,反映更大相对消费的向左移动(图c)。

尽管这三种影响中的任何一种在理论上都是可能的,但在当前情况下最可能是它们的组合,尤其是在图a和b中反映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些图叠加到我们在前几节的图中分析过的那些图上。为了使这些初始图表更易于理解和单独考察,我们没有考虑货币需求可能增加的影响,现在我们将其包括在分析中。关于疫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货币需求的增加,需要牢记三个要点。

 

首先,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需求的增加)是暂时的且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因为一旦我们开始看到隧道尽头的光,出现了对改善的期望,它就会趋于恢复。因此,没有必要等到我们完全克服疫病之后(大约两年)。在此之前,不确定性将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图a、b和c中描述的运动将改变方向,以货币计的生产结构将恢复到先前的状态。

 

第二,由于随着对消费财货需求的减少,新的货币余额不断累积(图a和b)——这种情况确实发生在受流动性(mobility)限制最严重的行业(旅游业和酒店业等)中——因此对消费财货的较低货币需求将趋向于使大量消费财货无人购买。结果,既有可能解决他们的生产增长放缓(这是由于不可避免的瓶颈,以及其生产者所受的或多或少的隔离),又有可能解决在疫病影响的最初几个月中完全或部分停止工作的所有人继续消费所产生的需求。因此,对于由于强制性隔离而在消费财货生产中发生的供应冲击,货币需求的增加成为重要的吸收器。因此,以这种方式,防止了这些财货的相对价格飞涨——这种飞涨将严重损害最广泛的人口阶层。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我们必须指出,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货币、财政和税收干预主义可以进一步增加不确定性,并且实际上可能将不确定性延长至超出严格必要和仅仅是疫病所需的范围。毫无疑问,正如我们将在第三部分中更详细地看到的那样,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创造一种额外的企业家疑虑氛围,这会阻碍市场的快速复苏并阻碍企业家恢复正常状态的过程。它甚至有可能以这种方式复制我在自己的《欧盟的日本化》(The Japaniz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一文中仔细研究过的不正当反馈回路。[9]在这种不正当回路中,中央银行大量注入货币供应并将利率降低至零,这不会对经济产生引人注目的影响,并且是自欺欺人的。这是因为,它们被零机会成本持有流动资产,尤其是更严格的经济监管政策、对即将进行的结构改革的进一步阻止、提高税收、干预主义以及缺乏财政和货币控制所导致的不确定性的进一步增加所中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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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将永远记住我的朋友亚瑟·塞尔登(Arthur Seldon)失去父母的故事。从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塞尔登——与高十字勋爵哈里斯(Lord Harris of High Cross)一起——成为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IEA)的创始主席、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的杰出成员、涉及主题广泛的伟大作家和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在塞尔登只有两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在很短的时间内双双因为西班牙流感而去世——年仅30岁。因此,在亚瑟·塞尔登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时,他就成了孤儿,后来被收养。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设法克服了这种痛苦的经历,但是这给他留下了永久性的口吃,并在他的余生中一直伴随着他。这并没有阻止他成为英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保守主义革命的启发者。参见Arthur Seldon, Capitalism (Published by Wiley-Blackwell, 1991).

[2] 例如,参见Murray N. Rothbar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5th ed. (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0).

[3] 例如,请参见卡洛·玛丽亚·西波拉(Carlo Maria Cipolla)在其著作 The Monetary Policy of Fourteenth-Century Flor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中对十四世纪黑死病的影响的评论,以及我在 Money, 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s, 4th ed. (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20), pp. 71-72(尤其是注释56)中对其评论的批评。然而,在其2011年的文章《哦!多么可爱的战争!》(Oh! What A Lovely War!) 中,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实际上曾经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政府支出大幅增加的影响进行的一次自然实验,因此对于那些支持采取积极主义方法应对经济不景气的人们来说,这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积极榜样(!)”。J.R. 拉耀(J.R. Rallo)在其为穆瑞·N. 罗斯巴德的著作《美国大萧条》La gran depresión (Madrid, Unión Editorial, 2013), pp. XXVI-XXVII.所写的序言中引用了它。关于英文原文,请参见引用的著作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https://business.time.com/2011/08/16/paul-krugman-an-alien-invasion-could-fix-the-economy/

[4] “……所有人,就好像他们那天都在寻死一样,竭尽全力地研究着,不是为了帮助他们的牲畜和田地的未来生产和自己过去辛辛苦苦的果实成熟,而是要消耗掉那些伸手可取的东西。” G. Boccaccio, the Decameron, Day the First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23700/23700-h/23700-h.htm#Day_the_First] 以及基于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的相关评论(Capital and Time: A Neo-Austrian Theory, Clarendon, Oxford, 1973, pp. 12-13),我在 Jesús Huerta de Soto, Money, 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s, 4th ed. (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20), pp. 71-72和346所做的评论。

[5] 同上,第344-346页。

[6] 当然,我这里不是指疫病之前已经存在且仍在等待清算或重组的错误。

[7] 就“西班牙流感”而言,这一时期持续了两年多一点。至于当前的Covid-19疫病,尽管有疫苗,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的持续时间相似,尽管可能会提前几个月结束。

[8] 在众多研究中,参见Hans Rosling, Factfulness (London: Sceptre, 2018).

[9] Jesús Huerta de Soto, “The Japaniz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Mises Wire, Mises Institute, Dec. 11, 2019. [https://mises.org/wire/japanization-european-u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