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系统性的政府官僚主义以及强制与自发的社会协调

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定理及其在当前危机中的应用

世界上不同的政府和公共机构(特别是我的祖国西班牙的)对Covid-19疫病的出现和演变的反应,它们接连采取的干预措施,以及对这些措施的效果的监控,为任何希望观察和验证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一百年前首次阐述的“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定理”的实质内容和主要含义,并将其应用于一个离我们非常近且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历史案例的经济理论家提供了独特的机会。[10]的确,前苏联和现实社会主义(real socialism)的瓦解,再加上福利国家的危机,已经在关于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的历史性辩论中充分说明了奥地利学派分析的胜利。但是,Covid-19疫病的悲剧性爆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现实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离我们更近、更具体的例子,它可以很好地说明并证实该理论的含义,即:从理论上讲,无论这些命令看起来多么必要,它们的目标多么崇高,或为成功实现目标而付出了什么样的真诚和努力,中央计划者都不可能为他们的命令提供协调的质量。[11]

 

当前疫病——影响了所有国家,无论其传统,文化,财富或政治制度如何——的全球影响凸显了米塞斯定理(我们可以适当地称其为“国家主义的不可能性定理”)对国家使用的任何强制性干预措施的普遍适用性。的确,各国政府采取的干预主义措施差异很大。但是,尽管某些政府在应对危机上可能比其他政府更好,但差异实际上更多是程度上的而非类别上的,因为各国政府无法让自己脱离其DNA中本质上的强制。实际上,强制是它们最基本的特征,每当它们行使它,并且,正是在它们行使它的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该理论所预测的所有负面影响。因此,不仅仅是有些当局比其他当局更无能(尽管在西班牙确实如此[12])。相反,当所有当局坚持通过使用权力和强制性命令来协调社会时,它们注定要失败。这也许是经济学理论必须传达给民众的最重要的信息:无论国家当前的政客表现如何,问题总是来自强制性国家权力的行使。

 

尽管本文大体上讨论的是疫病的经济分析,但我们将几乎完全从“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定理”的角度专注于当前疫病的影响。原因有两个:首先,从当代读者的角度来看,当前的疫病在时间上更近,并具有对私人的影响。其次,在其他疫病中采用的干预模型现在在历史上与我们相去甚远,尽管我们可以识别出我们最近观察到的许多相同现象(例如1918年流感疫病期间盟国对信息的操纵,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被糟糕地称为“西班牙”流感),但如今它们作为理论分析的例证显然只提供了较少的附加值。

 

正如我在我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精神》(Socialism,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一书(尤其是直接适用于此处的第3章[13])中详细解释的那样,经济科学表明,从理论上讲,国家不可能以一种动态有效率的方式运作,因为它永远沉浸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无知中,从而使它无法在其命令中注入协调质量。这主要是由于下列四个因素(从最不重要到最重要):

 

首先,为了真正协调其命令,国家将需要大量的信息和知识——并不是技术或科学知识,尽管它也需要,而是关于无数时间和地点的特定的、个人的情况的知识(“实践”知识)。其次,这些重要的信息或知识本质上是主观的、隐含的、实践的和不能言说的,因此无法传递给国家中央计划和决策机构。第三,这种知识或信息不是给定的或静态的,而是由于人类天生的创造能力和周围环境的不断波动而不断变化的。这对当局的影响是双重的:它们总是迟到,因为一旦它们消化了它们收到的稀缺的、片面的信息,它就已经过时了;而且它们无法用未来的命令来达到目标,因为未来取决于因为尚未被创建所以尚未出现的实践信息。最后,第四点,让我们回想一下,国家是强制性的(这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因此,当它在社会的任何领域以武力强加其命令时,它就会阻碍甚至阻止国家为了使其命令有协调的质量而迫切需要的知识或信息的创建和出现。因此,国家主义干预主义的巨大悖论,是因为它总是倾向于产生与预期结果相反的结果。[14]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大规模地在左右两边都看到:不适应和失调的出现;当局系统性地不负责任的行动(它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就它们不拥有的信息和决策的真实成本而言,它们是多么的盲目);当局试图调动和控制的资源持续缺乏、短缺和质量低劣;操纵信息以在政治上拔高自己;以及法治基本原则的腐败。自从疫病爆发和国家动员起来抗击它以来,我们已经观察到所有这些现象,它们不可避免地以链状的方式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我再说一遍,这些现象并非源于政府当局的不当行为,而是一个基于系统性地使用强制来计划和尝试解决社会问题的系统所固有的。

 

例如,根据我们正在讨论的关于国家主义的不可能性的理论分析,我建议读者们阅读何塞·曼努埃尔·罗梅罗(José Manuel Romero)和奥里奥尔·居尔(Oriol Güell)所写的研究文章《关于疫病的白皮书》(El libro blanco de la pandemia)。[15]这篇文章逐步地说明了国家主义的几乎所有不足和缺陷,即使作者(其职业为记者)天真地相信他们对事件的描述将有助于防止将来犯下同样的错误。他们无法理解所讨论的错误并非主要源于政治或管理错误,而是源于监管、计划和强制的国家制度背后的基本原理,而这些制度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触发相同的失调、无效率和不公正的后果。作为众多例子中的一个(我们可以举出事件的时间顺序,作者已完美地重构了这些事件),从2020年2月13日开始,瓦伦西亚阿瑙·德·比拉诺瓦(Arnau de Vilanova)公立医院的医生们未能获得地区(和国家)卫生当局对样品进行冠状病毒测试的授权(这些样品是从一名69岁的患者那里采集的,他死于被他们怀疑是由Covid-19引起的症状),从而损失了宝贵的几周时间。但是他们面对着一个残酷的现实:相应的中央卫生计划机构(位于马德里的卫生部和地区卫生厅)一再拒绝授权进行测试,因为怀疑被感染的患者(许多周后被证明死于Covid-19病毒)不符合当局先前(1月24日)所设定的条件,即:在症状发作前的十四天内去过武汉或与被诊断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接触过。显然,在去中心化的自由企业体系中(其中有关行动者的创造力和主动性没有受到限制),这种巨大的错误不会发生,我们将获得关键的几周的知识的价值。我们就该知道该病毒已在西班牙自由传播,并且可以了解有关预防措施和抗击疫病的方法。(例如,有可能取消3月8日的女权示威游行。)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米克尔·布萨(Mikel Buesa)的非凡著作(我们已经引用过[16])(尤其是在第118页及其后)所呈现的一系列错误、失调、腐败、操纵信息、侵犯权利和谎言,这些都是自然而不可避免地源于——在不同层次上的——试图控制疫病的国家活动。例如,“……可以理解的是,西班牙制造商将没收医疗物资的命令解读为对他们商业利益的攻击,其结果是生产和进口的停顿”(第109页),而当时正迫切需要维护医生和卫生人员(他们每天都要在没有必要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工作)的健康。同样,海关依国家命令的没收,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口罩订单流失,当时相应的供应商由于担心政府可能没收货物而倾向于将其发送给其他客户。众多情况中还有一种,即加利西亚制造商的情况,它们的材料被国家命令冻结在仓库中,但没有人索取它们(第110-111页)。此外,还有一些专门从事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试剂生产的西班牙公司,其库存和生产均被国家征用,因此,这些公司每天不能生产超过60000支PCR试剂或满足国内外需求(第119页)。而且,由于缺乏用于收集样品的棉签——如果允许西班牙生产者自由经营,这个问题可以立即得到解决——而造成的瓶颈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第114页)。由于国家监管和最高价格的设定,面罩、洗手液和丁腈手套的市场普遍存在短缺,并且这是在病毒传播最迅速的几个月中(第116页) 。[17]自3月以来,在采购的9.71亿件不同产品(口罩、手套、罩衣、呼吸装置、诊断设备等)中,到2020年9月实际上只分发了2.26亿件,其余的则被搁置在各个仓库中(第118页)。这份清单在一份无尽的目录中不胜枚举,该目录类似于对(存在于20世纪前苏联的生产和分配中,并导致始于1989年的共产主义政权彻底崩溃的)系统性无效率的描述[18]我再说一遍,这并不是由于我们当局缺乏努力、管理甚至是真诚,而是由于它们缺乏最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尽管我们的政府首脑中有哲学教授,甚至有经济学博士)。因此,在紧要关头,它们选择了——当局总是会这么做,因为这正是它们在国家框架内的角色——强制、监管、没收等,而不是经营、生产和分销的自由以及支持而非阻碍私人主动性和企业家精神的自由行使,就并不令我们感到惊讶了。

 

理论预测的国家主义的其他附带影响

除了不适应、失调、不负责任的行动以及缺乏经济计算的基本后果外,国家主义还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这在我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精神》一书的第3章中也有介绍。[19]国家主义和体现它的当局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不仅试图利用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是疫病造成的危机)来保持权力,还要(尤其是)增强权力,为此目的,他们会通过政治宣传以操纵甚至系统地欺骗公民。[20]例如,当疫病来袭时,中国当局最初试图通过追捕和骚扰发出警报的医生来掩盖问题。后来,当局发起了一场无耻的掩盖、缺乏透明度和低报死亡人数的运动,这场运动至少一直持续到现在,自撰写本文时(2021年1月),在疫病爆发后的一年多,中国政府尚未允许由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国际委员会进入该国,并对疫病的真正根源进行独立调查。

 

关于西班牙,我们引用的著作记录了多个谎言,这些谎言已通过政治宣传的形式有计划地、系统性地散布,以操纵和欺骗公民,使他们无法评估政府管理的真实成本。在这些谎言中,由于其重要性,我想强调以下几点:第一,真正的死亡人数。(根据米克尔·布萨的说法,迄今为止,仅报道了近90000的总数的56.4%——第76页。)其次,真正感染的总人数(根据疫病的阶段而有所不同,是所报告病例数的五至十倍)。第三,政府故意在2020年3月底向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提供了夸大了50%的虚假数据,涉及所派发的PCR试剂数量(355000支而不是实际的235000支),此数字后来被政府公开使用,吹嘘西班牙是测试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例如,见布萨的书第113页)。

 

我们必须牢记,国家尤其是其政府,始终致力于通过一种粗放而唯意志(voluntaristic)的方式来实现其目标。[21]“唯意志”是指他们希望仅通过强制性意志以命令和法规的形式来完成其拟议的目标。“粗放”是指仅根据最容易衡量的参数来判断所追求目标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令人惊讶的是,死亡人数被官方统计数字低估了将近一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至于对法律和司法的滥用(这是社会主义的另一种典型附带影响)[22]布萨详细记录了对权力的滥用以及对警报状态的不当而违宪的使用,当时的适当行动是宣布一种真正的紧急状态,伴随着宪法规定的所有针对政府控制的保护措施。因此,“法治”(rule of law)和宪法的基本内容都被忽略了(布萨,第96-108页和122页)。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依赖于国家并与其串通一气的科学家、“专家”和知识分子的整个合唱团。他们依赖于政治体制,并致力于为由此产生的每项决定提供所谓的科学支持。这样,他们利用科学的光环解除了民间社会的武装并使之无助。实际上,“社会工程学”或科学社会主义是国家主义的最典型和最不正当的表现之一,因为,一方面,它旨在证明以下观点的合理性:由于专家们据称具有较高的培训水平和知识水平,因此有权指导我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通过简单地提及所谓的科学支持来阻止任何抱怨或反对。简而言之,政府使我们相信,由于据称科学顾问相对于普通公民具有更大的知识和智识优势,政府有权通过强制性命令使社会适应他们的喜好。在其他地方,[23]我写过有关这种“权力狂欢”所引发的一系列错误——“专家”和技术人员的致命的自负助长了这种错误——的信息。反过来,这种致命的自负的根源在于这一根本错误,即认为社会过程中的行动者不断创建和传播的分散的、实践的信息可以通过科学手段以一种中心化的方式被了解、表达、存储和分析,而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24]

 

 疫病:自由社会与市场经济

我们无法先验地知道,一个不受国家干预主义的系统性强制所束缚的自由社会将如何应对像当前这样严重的疫病。像现在一样,社会肯定会在健康和经济领域感受到深远的影响。但是,社会的反应显然取决于企业家的创造性。寻找解决方案以及为发现和克服问题而付出的努力将是动态有效的。正是这种企业家创造性的力量,使我们无法知道将要采用的解决方案的详细信息,因为我们无法在今天得知尚未被创建出来——因为垄断性的国家强制阻止了它的创建——的企业家信息,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放心,问题往往会被非常灵活、高效地检测和解决。[25]换句话说,正如我们一直在分析的那样,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我们所看到的与国家及其政客和官僚的联合行动完全相反的方式,不管他们付出什么样的真诚和努力。尽管我们甚至无法想象,为了应对自由社会里的疫病所带来的问题而集结出的巨大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独创性,我们有许多迹象,至少可以让我们对在没有国家胁迫的环境中出现的完全不同的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26]

 

例如,相比全面的隔离以及随之而来的强制性经济停顿(我们绝不能忘记,它至少起源于共产主义中国),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措施本质上将更加去中心化、分散和“微观”的,例如(私人)住宅区,街区、建筑物、公司、疗养院等的选择性隔离。相比在疫病开始的关键几周内实施审查(以及对那些揭露它的人进行骚扰),信息将自由而有效地高速传播。相比通过测试来监测可能案例时的缓慢和笨拙,从一开始,医院、疗养院、机场、车站、运输工具等的企业家和所有者就将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客户的利益,以极大的敏捷性立即引入这些测试。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和一个自由的市场中,除非极个别的情况,否则不会出现严重的短缺和瓶颈。使用口罩不会(在全世界一半人已经使用口罩并取得良好效果时)遭到反对,也不会在随后在任何情况下都被强加于人。企业家的独创性将以多中心和竞争性的方式专注于测试、发现和创新解决方案,而不是像现在那样专注于通过垄断性的中央国家计划来阻止和破坏人类大多数的创造潜力。[27]而且,我不必提及个人主动性和私营企业的巨大优势,也不必提及它们在研究和发现补救措施和疫苗方面的运作方式有何不同;因为即使在目前的情况下,当面临着庞大而资金充裕的公共研究机构无法提供有效、及时的解决方案的巨大失败时,各国也不得不求助于它们迅速获得这些东西。[28]关于私人医疗保健网络(医疗保险公司、私人医院、宗教机构、各种基金会等)的更高的敏捷性和效率,可以说同样的话,在危机时期,它们具有更快地扩展、更具弹性的额外可能性。(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回顾一下,有趣的是,在西班牙,近80%的公务员本身——包括社会主义政府副总统在内——自由地选择了私人卫生保健而非公共卫生保健,而其同胞则被公然拒绝了这一选择;并且,即使如此,他们中至少有25%做出了支付私人医疗保健政策的额外费用的牺牲。)诸如此类……[29]

 

公民的奴役与服从

作为本节的总结,也许我们最好问一下,尽管经济分析揭示了国家管理中固有的所有缺陷、不足和矛盾,[30]但为什么在其政客和公共当局的引诱下,大多数公民还是会有纪律而顺从地继续服从它们?埃蒂安·德拉博埃蒂(Etienne de la Boétie)于1574年发表他的《自愿奴役论》(Discourse of Voluntary Servitude)时[31]提出了四个因素来解释公民对统治者和当局的奴役性,这些因素甚至在今天仍然是完全相关的:服从的习俗虽然起源于部落和家庭,却被推广到了整个社会;具有“圣”印(过去是神选;今天是人民主权和民主支持)——这将使所谓的服从义务合法化——的政治当局的常年自我介绍;永久性创造出一大批坚定的忠诚拥护者(过去是禁卫军成员;今天是专家、公务员等),他们依靠政治体制来维持生计,不断地支持和维持它并在其身后集结;简而言之,就是通过不断给予补贴(过去是津贴和奖励;今天是例如“福利国家”的救济金)来获得民众的支持,这使公民渐进而不可逆转地依赖于政治体制。如果在此基础上加上恐惧(由国家本身引起),这种恐惧会导致人们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特别是在严重危机(战争、疫病)时,我们就能理解公民的顺从行为是如何成长并得到加强的,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但是,只要我们从理论或哲学的角度开始深入研究,就会很清楚地发现,国家所拥有的特殊权威缺乏道德和伦理上的正当性。许多人,包括迈克尔·休默(Michael Huemer)在其《政治权威问题》(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Authority)中,已经证明这是事实。[32]显然,我们在这里不能深入研究这个严肃的问题,它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时代)的主要社会危机的根源。但是,在对疫病进行经济分析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存在着一种“病毒”甚至比引发当前疫病的病毒更为致命,它不是别的,正是“感染了人类灵魂,并传播到我们所有人”的国家主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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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udwig von Mises, “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no. 47, 1920, pp. 86-121.

[11] 从苏联共产主义的最后几年,铁幕的另一侧,我们在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中,发现了另一个具体的历史例证。由HBO-SKY从2019年开始制作并分五集播出的电视短剧《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描写了很多对事故的分析和评论,并且令人钦佩地介绍了背景和关键事件。该剧已成为历史上评分最高的剧集。

[12] 例如,参见Mikel Buesa, Abuso de poder: El coronavirus en España. Incompetencia y fracaso en la gestión de la crisis [Abuse of Power: The Coronavirus in Spain: Incompetence and Failure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risis] (Madrid: Marcial Pons, 2020).

[13] Jesús Huerta de Soto, Socialism,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2010), especially pp. 49-98.

[14] “这样,这种无法解决的【国家主义】悖论产生了:管理当局越是坚持计划或控制社会生活的某个领域,它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它无法获得必要的信息来组织和协调社会。实际上,只要有效利用强制并限制人们的企业家能力,它就会引起新的、更严重的失调和扭曲。”同上,第58页。

[15] 由《国家报》(El País)于2020年6月14日和21日分期出版。

[16] Mikel Buesa, Abuso de poder: El coronavirus en España. Incompetencia y fracaso en la gestión de la crisis, op. cit. 然而,布萨教授将错误更多地归因于无能,而不是系统本身。在他本可以完成的杰出著作的最后一部分,实际上,他提出的唯一建议(关于劳动力市场除外)是采取其他积极的国家政策,以改善工作方式和克服危机(!)。这还不包括他在第203页对危机所作的凯恩斯主义错误解释。

[17] 众所周知,最高价格会导致短缺、稀缺和黑市。当出现对产品的紧急需求(例如口罩)时,唯一明智的政策是放开价格,使价格尽可能上涨,并鼓励大规模生产,直到满足增长的需求并解决问题为止。经验表明,价格很快就会恢复到先前的水平(并且,无论如何,会在政府干预实现必要的产量增长之前——与自由市场中发生的情况相比,它总是一点点地晚到,并且质量低劣)。因此,关于高昂的价格不公平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替代方案要糟糕得多:时间长得多的短缺、黑市和劣质。为了确保最弱势的人们可以尽快以低价购买口罩,必须首先允许价格上涨至市场确定的水平。

[18] 在我写这几行时,我们所见到的所有这些问题再次出现在向整个人群分发和管理Covid-19疫苗的缓慢、混乱的过程中。(公共机构也完全垄断了这一过程,并且完全将私营企业排除在外。)请参见Hans-Werner Sinn, “Europe’s Vaccination Debacle,” Project Syndicate, Jan. 18, 2021.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urope-vaccine-scarcity-central-planning-by-hans-werner-sinn-2021-01?barrier=accesspaylog]

[19] Jesús Huerta de Soto, Socialism,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p. cit., pp. 62-77.

[20] “任何社会主义制度都倾向于过度沉迷于政治宣传,由此它会总是理想化统治主体的命令对社会进程的影响,同时坚持认为没有这种干预将给社会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对民众的系统性欺骗、对事实的歪曲……让公众相信权力结构是必要的,应该予以维持和加强,等等,都是社会主义对其自身的统治主体或机构施加的不正当和腐败作用的典型特征。”Jesús Huerta de Soto, Socialism,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p. cit., p. 68. 政府行动再次反映在前面提到的迷你剧《切尔诺贝利》所总结的令人不安的问题上:“谎言的代价是什么?”

[21] 同上,第66页。

[22] 同上,第71-76页。

[23] 同上,第80-82页。

[24] 专家和当局通常将干预主义造成的持续失调归因于公民“缺乏合作”,这些失调被用作新的制度性强制措施的新理由,以渐进、极权地增加权力,在矛盾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通常伴随着持续的“……动荡或政策突然变化,对命令内容或命令所适用领域的根本修改,或两者皆有,所有这些都是徒劳的,希望具有新型干预手段和程度的系统性‘实验’将为所考虑的不可解决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也许关于口罩——最初是专家劝告反对的,然后仅两个月后就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并宣布即使在户外也是强制性的(!)——的可耻情节为这一点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例证。参见Jesús Huerta de Soto, Socialism,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p. cit., p. 64. 另见“Macron y la vacunación,” El país, Sunday, Jan. 10, 2021, p. 10. 此外,我还要提到公共机构对疗养院居民造成的悲惨歧视,或者说,在疫病的最危险时刻,通常是由公务员(公立医院的医生)来决定严重感染Covid-19的患者是否应该活下去。

[25] Israel Kirzner, Discovery and the Capitalist Proces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 168.

[26] 例如,私人公司Inditex(“Zara”)使用其在中国的物流和运输中心,使得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将超过3500万台的防护性保健设备(连同1200台呼吸机)带到西班牙,如果使用通常的公共渠道,这些设备将在更晚到达并且状况更糟。此外,获得米其林两星级评价的餐厅“Coque”,在马德里为成千上万有需要的和受疫病影响的人准备并提供了数千份餐点。

[27] 除其他文章外,参见哈耶克(F.A. Hayek)的经典文章,“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in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Routledge, 1978).

[28] 各国政府继续实行双重标准,并立即谴责私营部门的任何失败(无论多么小),同时将公共部门的更为严重和过分的失败视为明确的证据,证明没有花费足够的资金,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公共部门,增加公共支出和税收。

[29] 显而易见,那些干预和胁迫其公民相对而言少一些的公共当局(例如在香港、韩国、新加坡,或者更接近我们的马德里自治区)虽然并不能完全摆脱国家干预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它们往往取得了相对较积极的结果。因此,这是要添加到正文中已经提到的内容的另一种指示或说明。顺便一提,俗话说“西班牙的一半致力于监管、检查和罚款另一半,”此言不假。因此,隔离和彻底停顿的至少一个积极效果就是,民间社会几个月来至少从这种压力中得到了喘息。

[30] 在正文中我没有提到公共选择学派的贡献,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民主公共管理的失败(尤其是选民的理性无知,特权特殊利益集团的正当作用,政府的短视和短期主义以及官僚机构的狂妄和低效本性的影响)而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当时其主要的缔造先驱詹姆斯·M.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贡献直接适用于此处。(另请参见我在Socialism,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一书第93页,注释27中引用的参考书目。)

[31] 除其他版本外,请参见The Politics of Obedience: The Discourse of Voluntary Servitude (Auburn AL: Mises Institute, 2002). 西班牙语也有多种版本,例如Pedro Lomba的版本,该版本于2019年9月由Editorial Trotta在马德里出版。

[32] Michael Huemer,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Authority: An Examination of the Right to Coerce and the Duty to Ob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这个副标题是非常发人深省的。

[33] Jesús Huerta de Soto, “Il virus più letale,” Il Giornale, Milan, May 14, 2020, pp. 1 and 24. 英语版, “The State: The Deadliest Virus,” Mises Wire, Mises Institute, June 24, 2020. [https://mises.org/wire/state-deadliest-virus] 意大利语版之后的西班牙语版,“El virus más letal,” Procesos de Mercado 17, no. 1 (Spring 2020): 439-441.